北大教授直言上职高是没出息官方回应“取消中考”呼声高涨

作者: 来源:点击数:1 发布时间:2022-06-07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上职高总归是比不上大学的。未来10-15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就能达到70%,现在的中考分流是逆潮流而动。另一方面,教育部回应坚持中考改革普职比1:1 ,“取消中考”是不可能的。

  虽然官方表明了中考不会被取消的态度令不少家长倍感失望,但是也正如姚院长提议,不少地区都采取了措施促进中考教育公平。

  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进入高中进行更高等的学习,但是教育部门发布的中考改革使得普职比变为1:1,也就是说会有一半的学生进入职高。

  这使得很多孩子成绩不好的家长叫苦连天,现在中考竞争这么大,稍不留神就会被淘汰,孩子一旦在升学失利,接受不了高中教育,就极有可能考不上大学,影响以后找工作。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曾公开表示目前中考录取比例为5:5,对心智比较晚熟的男生来说不太公平。

  因此他提议取消中考分流,将12年学制直接缩短为10年,不进行中考考试。调整后的10年学制,教学模式是5+2+3,顾名思义则是小学念五年,初中念两年,高中念三年。

  与此同时把这10年全部归属于义务教育,让每个学生至少都拥有高中以上学历。小学6年时间学习基础知识显然有点多,调整为5年后,学生发展空间更广阔。

  无独有偶,携程创始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也表示太早对于学生进行分层,是会让等级意识变得更加明显,建议缩短学制和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

  建议取消中考,把高中也纳入到义务教育中的声音不绝于耳。很多家长认为孩子在初中还没有意识到学习可贵,自主学习能力不足,导致成绩不理想,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孩子到高中就会自己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开始发愤图强,取得好成绩,所以初中就分流未免太早。

  家长们提议到了高中再对学生实行分流,高中学生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自然会好好学习。同时,加大高考的困难程度,同样会解决当今大学文凭烂大街,大学毕业即失业的难题。此次提议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教育部门也给出了回应。

  教育部门的回应:这是不可能的。同时也给出了他们的说法。现如今,社会上极度缺乏高技能人才,为了培养该类人才,所以教育部门才发布了此次的中考改革。同时,在九年义务教育的下的中国,人民素养稳步提升,这说明这条路走对了,所以将继续执行这种教育方式。

  一旦取消中考将有大量的学生以往年翻倍的数量进入高中,我国的教育资源将无法得到合理的分配,高中学校都是按照当地的政策来建立的,无法短期内找到地方来接收这些学生。同时,需要短期内招到大量的老师,这样一来,老师的教学水平参差不齐,教学质量水平就会被拉低,教学质量跟不上,学生就很难学习成绩优异,这无疑是个恶性循环。

  而且一旦中考取消,就没有学生愿意再去学技术了,我国的高技能人才就会更少,社会发展需要这些技术性人才。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属于制造业的大国,一旦孩子们都去接受高等教育,没有人来学习技术,我国的制造业将会受到强烈的打击,其实工作无贵贱,为祖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职业就是好职业,就会受人尊敬。

  在2022年经济学家年会上,记者提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是不是上职高就没有出息?”

  他回答:“上职高确实没出息,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上职高总归是比不上大学的,你摆在那就是给你看的。而且不应该把不成熟的男孩,直接送进职高,应该给他们上大学生的机会。”

  姚洋教授的话,虽然有些尖酸刻薄,给职高技校生贴上了刻板标签,但却很线年,中国的大学入学率就能达到70%,现在的中考分流是逆潮流而动。

  早在2021年8月,在第一财经的专访中,姚洋就表示,过早地中考分流,将学生按照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等是错误的。他认为,我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我们现在的政策,没有做到把教育资源拉平,而是教育资源的分配完全是按照成绩来分配的,一类学校,二类学校,三类学校。一类学校得的多,三类学校得的就少。然后我们还有超级中学、超级小学,现在还有超级幼儿园,你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少数学校身上。

  有些(人)为中考分流辩护,说这样是有利于学生发展特长。这个孩子才14岁、15岁,他哪知道他的特长是什么?他的特长是玩,他本来就应该玩。然后你把他分流了,他这一辈子就毁掉了,我们就这样要毁掉40%的孩子,你说这合理吗?可是有人说,德国不也这么做吗?

  德国比我们做得还早,10岁就分流。但是在德国对这件事情的争论其实是非常大的,那些自由派是非常不喜欢这个制度的。但是因为德国的保守势力非常强大,所以他保护这种制度。

  我们就要想一想,你在维护这种分流、分级制度的时候,是站在保守的一边,还是站在进步的一边。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还是错误的一面?我跟你说,我们很多搞教育的人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他们是分流、分级管理,以及资源分配坚定的支持者,因为他们是受益者。

  那些差学校的老师是没有说话的权力的,说了也没人听得到。这些能在外面说话的人,都是超级中学出来的,超级小学出来的,当然他要维护。要想让教育资源平均化,第一要务是改变人的思想,包括家长的思想。中小学阶段不是选拔,而是要培养人,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让这个孩子能知道自己的价值。

  减负的关键是要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并严格规定不能择校,而且不能再有超级中学。

  择校在美国的实验也是失败的,在中国这种考试社会中更是“毒瘤”,超级中学是一种很坏的制度,它们通过“掐尖”将好学生都“掐”走,追求超高的升学率,也让那些没有进入超级中学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二流的,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教育焦虑是当前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不仅大城市的家长焦虑,边远地区刚脱贫的贫困户也焦虑,由于本地的公立中学升学率不理想,有脱贫户拼尽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高中去读书。现在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这么下去甚至会将刚脱贫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贫困。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从国际上来看,韩国、日本等都曾经禁止过辅导班,效果并不好,最后也只能又放开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政府的约束,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孩子们都可以上大学之后,去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学的孩子才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规模也就大幅缩减了。

  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最近社会上关于内卷的讨论非常多,中央也出台了高规格的“双减”政策,对课外补习、择校都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政策体系现在还不完整,对高中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尚不明确。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无谓的学习太多了,这就是内卷。没有几个人愿意内卷,但每个人又被迫内卷。因为资源有限,升学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还要看别人的努力,每个家长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

  大量没有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创新型社会。

  对于科学创造来说,智商是基本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死记硬背的教育进一步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导致一些智商较高而情商不高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打击,难以发挥出他的潜力。

  教育把一些本来有过人才能的孩子培养成了碌碌无为的普通人,这是当前必须要反思的问题。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学生从这些无用的内卷中拯救出来,给孩子、家长减负。但仅靠打击课外班是没有办法实现减负的,课外补习很快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教育跟共同富裕有什么关系?很多人不太理解。教育与共同富裕的根本关系在于教育是富裕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只要不是靠着石油等自然资源富裕起来的现代经济体,都离不开人力资源的发挥,都是知识和技术造就的经济增长,而知识和技术都以现代化的教育为前提。

  就我们目前的教育情况,最大的差距仍然是城乡差距。尽管我国教育的整体水平在提高,但城乡间的教育差距仍然没有缩小,情况依然非常严重。

  我们根据CFPS的相关数据,得出关于教育流动性的一组研究结果也很能说明问题。比如,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教育与其父辈所受教育之间的相关性约为0.6,应该说相关性非常高。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这一相关性已经降到0.35以下,应该说相关性已经非常低,甚至低于当时很多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反映出这一时期教育的流动性大大增强。

  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其教育流动性的相关系数重新上升至0.5以上。这样的一个U型大回转,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这些数据说明教育的城乡差距没有缩小,主要原因是社会的流动性在下降。比如,在现在北大学生中,父母双方都是农民的比率已经非常低。

  我每次上大课时都要做个小调查,满足上述条件的学生占比大概在1%-2%左右。当然,这限于我教学的班级,可能有标本的偏差。然而在我上学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一占比能达到三分之一。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双减”可能治标不治本。雷晓燕老师的研究成果也说明,“双减”落地后,部分高收入群体的家长开始聘请私教。然而低收入群体家长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教育差距反而在无形中被拉大,我们的政策有可能好心办坏事。

  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制度入手,从中小学开始入手。目前,高考仍然是中国教育的指挥棒,这种客观事实暂时无法改变,但各地都在积极地落实一些有益举措。

  比如江西省在降低考试难度的同时,增加了考题的数量,这样的考试其实是在考验人的智商,与知识掌握程度关系不大。我认为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减压。 以上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但解决这一问题绝非一日之功,需要很长的时间。

  在我看来,可能要等到我们大学入学率达到80%的时候才能解决,而我们现在的入学率还不到60%。

  虽然官方表明了中考不会被取消的态度令不少家长倍感失望,但是也正如姚洋教授提议,不少地区都采取了措施促进中考教育公平。

  2021年最后一天,深圳政府网站公开了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的《深圳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该报告提出了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系列新举措,包括2021年新增公办义务教育学位8.8万个创历史新高;集团化办学覆盖全市公办中小学;5年内实现全市义务教育师资配置基本均衡;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84%等等。

  其中最为重磅的消息为将深化高中“指标到校”改革,逐步取消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

  根据各初中学校的人数,把优质高中名额直接分配到学校,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目前降分幅度最高20分

  一旦取消指标生最低控制分数线,将会给深圳的中考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甚至将会影响深圳的学位、中考和高考。而对于深圳名校而言,更是一场噩耗。

  对于深圳高中的学校而言,由于过去有最低控制分数线,生源质量虽然降低但还是存在下限的。但未来最低控制分数线取消后,不再存在生源质量的下限,生源越差的学校,录取的生源质量就越差。

  从整体来说,各学校之间生源的差距会进一步减少,顶尖的学校会接受更多比较一般的生源,而中层的学校也有更多机会接受更好从顶尖学生落选的生源。

  换句话说,顶尖学校的顶尖生源变化不大,因为这部分学生依然选择并且能被顶尖学校录取,但是尾部生源会变差,而中层学校的头部学生会变。

  对于深圳初中的学校而言,比例占一半的指标生既然是按人数比例确定,即使某学校的生源质量再好,也只能从剩余的自主招生和正取生中竞争额外的名额,这就造成了优质生源之间的互相践踏。

  简而言之,未来初中名校的学生进入名校的机会将降低,而普通学校特别是比较差的学校的学生,进入名校的机会大幅提升。

  对于学生和家长而言,究竟是去一个普通的学校做鸡头,但教学质量也许没那么好但进入名校的机会更大;还是去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做凤尾,教学质量比较好但进入名校的机会更少?这还真的是一哈姆雷特式的问题。

  不过,在普职比不变的大环境下,不论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终究会有一半的学生会流入职高。

  如何改变考入职高等同于没出息的观念,不仅对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是否能认同职高也能出985和211,而且也对国家建设职高技校面临提出了新的挑战。

  令人欣慰的是,教育部有意发展职高技校,拨款建设职高技校的基础建设和教育资源,未来的职高技校很有可能是另一番光景,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将会很有出息。

  本文综合整理自遍访南山、西蒙成长记、综合第一财经、网易新闻、 北大国发院第六届国家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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